股票配资开户公司 “紫禁城与凡尔赛宫”大展，康熙与路易十四穿越时空重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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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古老的故宫文华殿内，正在举行的“紫禁城与凡尔赛宫：17、18世纪的中法交往”大展，是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一场重磅的文化交流盛事。

从凡尔赛宫和故宫博物院中甄选出来的200多件瓷器、绘画、书籍等文物，带着观众穿越时空回到17至18世纪，那是中法宫廷来往密切的年代。

“公元1654年，紫禁城景仁宫内，一个婴儿诞生了，八年以后，这个婴儿成为大清国的皇帝。中国历史进入了康熙时代。与此同时，在世界另一边的法兰西，国王路易十四已经16岁了。”此次大展的中方策展人、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研究员郭福祥说，一个中国皇帝，一个法国国王，相隔万里，本不会有任何交集，“但历史的奇妙在于，中法两个完全迥异的东西方文明，在他们的时代最终相遇。”

“紫禁城与凡尔赛宫：17、18世纪的中法交往”展览现场

远隔千山万水的中法两国，是丝绸之路东西两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两个国家。在展览中，可以看到两个大国如何互相理解和交流，中西方的科技、经济、文化与时尚如何互为借鉴和影响。用郭福祥的话来说，这是一次紫禁城与凡尔赛的“双厨狂喜”。

康熙与路易十四的“相遇”

“得知陛下您求贤若渴，希望在您身边和整个帝国内拥有诸多精通欧洲科学的博学之士，因此数年前我们决定派遣我们的臣民，6位博学的耶稣会数学家，为陛下带来所有最新奇的科学知识……”走进展厅，这封336年前路易十四写给康熙的信，拉开当年中法交流的序幕，也带着观众开启时光之旅。

路易十四写给康熙的信

展览第一单元“龙与百合花的相遇”，展示了中法文化自1688年开始交流的历史。

一封来自当年传教士的书信中提及了雍正皇帝的着装，皇帝的新年罩袍以黄色锦缎缝制，上面绣着五爪龙，“五爪龙（图案）是中国皇帝的标志，正如百合花徽之于我国国王一样。”

1688年，康熙在紫禁城接见了路易十四派遣而来的数学家。

以路易十四为代表的法国宫廷，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。他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，推动两国外交，在科学和艺术层面不断交流。受他影响，法国上至王室，下至政界和知识精英，都开始关注中国文化。法国的思想和艺术创作领域也持续受到中国文化影响，掀起一波“中国风”，并持续到18世纪末。

康熙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很感兴趣，他任命传教士担任宫廷科学教师，让他们参与中俄谈判、主持大地测绘，并接受西医治疗。这一系列开放性的政策，使西方的艺术、科学、建筑、医学和地图编绘对中国宫廷产生重要影响。展览上一件满文版《几何原本》，就是法国传教士白晋、张诚根据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《几何原本》编译的满文教材，以便给康熙讲授西方数学。

郭福祥认为，17、18世纪中法宫廷交往与其他欧洲国家颇有不同，其特殊性在于，宫廷和政府高层持续关注和直接参与双方的交往，科学和艺术是双方交往的核心。

一只入藏紫禁城300余年的铜镀金壳怀表，是展览中令人瞩目的展品，也是这段历史渊源的见证物。

“紫禁城与凡尔赛宫：17、18世纪的中法交往”展览现场

经凡尔赛宫专家确认，怀表表壳上的浮雕人像是路易十四，表盘正中的蓝色珐琅和金色百合花图案是法国皇室标志，一条五爪行龙雕刻于怀表内部。

郭福祥在30多年里从事印章、钟表、玉器、中西文化交流研究，他推测，这只怀表极有可能是路易十四送给康熙的礼物。怀表制作者是路易十四的御用钟表匠伊萨克·蒂雷，在机芯内部雕刻行龙的专属图案，显然是为康熙皇帝而特别设计。

钟表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有重要影响。西方钟表最早传入中国是在16世纪末，17世纪初，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陆续向中国宫廷进献钟表，以此打开中西文化交流大门。到了康熙时期，宫廷钟表收藏已蔚然成风，各阶层都在收藏钟表，带动起钟表贸易繁荣。路易十四将刻有自己形象的怀表送给康熙皇帝，正是当时的风潮使然。

仅从一枚怀表，郭福祥能解读出诸多含义。路易十四想同中国皇帝结交的心情是谦逊而殷切的，他将自己的形象刻在表上，是想塑造并提升自己在东方皇帝心目中的形象。在机芯内部的行龙雕刻，传达出法国宫廷对中国文化的理解，五爪龙是中国皇帝独有的标志。

这块怀表一直保存在皇帝居住的养心殿，这里收藏的都是皇帝日常赏鉴的把玩之物，足见康熙对怀表的喜爱。

穿越百年，连接紫禁城与凡尔赛宫

在研究中法两国外交史时，郭福祥发现，从两国的礼物选择上，可以窥见时代的变迁。

康熙时期，皇帝对科学技术很感兴趣，法国进献的礼物就以钟表和各种科学仪器为主。到了雍正、乾隆时期，中法艺术交流频繁，代表着法国杰出工艺技术的瓷器、玻璃器、挂毯等礼品开始进入宫廷。

他认为，仅从这些礼品上，就能看出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不同。法国的礼品没有浓厚的商业气息，更注重文化上的互通性。

“紫禁城与凡尔赛宫：17、18世纪的中法交往”展览现场

展览第二单元“紫禁城中的法国风景”中，“礼品和定制”和“交汇与新创”两个章节，就可见到种类丰富的中法两国交往的礼品。这些礼品多来自传教士进献，或是两国间的贸易，其中亦有清宫向法国定制的物品。

1775年，受乾隆皇帝谕旨，10件康熙、雍正款瓷器小心翼翼送到广州，命粤海关仿制这些古瓷器，并将器物图纸送到法国。在展览中，法国制造、康熙款原件和乾隆年间仿制的三款花篮瓷器，完整还原出时代的历史渊源。

在“中国风”影响下，法国工匠开始学习中国瓷器，法国艺术家和知识精英也对中国文化深感兴趣，在诸多领域汲取中国元素。在一件珐琅白地蓝花壶上，虽书写了“乾隆年制”款，但一看就是法国工匠所作，字体模仿颇有歪斜。另一款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，也是1783年由巴黎工匠制作。

展览第三部分“凡尔赛宫的中国时尚”，则呈现了中国文化如何影响法国艺术。

随着中法文化深入渗透，大量中国艺术品去往欧洲市场，成为欧洲皇室、贵族和政要的收藏品。在接收法国礼品的同时，中国宫廷也向法国回赠大量中文书籍、丝绸、瓷器等物品，充实法国王室图书馆和宫廷的中国收藏。

随着中西交往深入，大量中国物品输送欧洲市场，诸多法国王室成员和政要成为中国艺术品的收藏家。同时，法国对从中国进口的物品进行装饰和改造，以适应自身的审美需求。展览中来自凡尔赛宫的青花瓷器，是凡尔赛宫及其附属宫苑的早期收藏。法国工匠制作的彩绘描金风景人物茶具，仿制中国瓷器的样式，从中可见当年法国人对中国的想象。

中法文化的影响是互为渗透的，在一件雍正帝洋装像屏上，也体现出雍正帝的穿搭受到路易十四影响。当时欧洲宫廷流行“扮装舞会画像”，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雍正帝，也效仿了欧洲新时尚。

郭福祥认为，尽管通过这场展览，能清晰地看到中法两国之间的文化如何在百年间彼此渗透，但相关的研究仍是缺乏的。在法国，关于中国宫廷的资料颇多，但中国关于法国宫廷的记载，相比其他欧洲国家，却少得多，这与17、18世纪中法两国宫廷的交往方式有关。

当时，双方基本是通过传教士为中介来接触，并没有正式的使团出使对方，这使人产生当时中法宫廷之间交往不多的错觉。法国收藏的中国物品，因记录和档案相对齐备，颇受关注。中国宫廷收藏的法国物品，缺乏明确档案记录，因而在研究上，需要结合更多中西方资料进行细致考证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紫禁城与凡尔赛宫：17、18世纪的中法交往”大展将两国博物馆的收藏汇聚一地，穿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，向公众重现一段灿烂的中法文化交流互鉴史，更难能可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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